今晚报：近代天津的足球记忆

　　融合了力量、技术、美感与娱乐性的现代足球运动，在晚清时期登陆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天津，并让这里成为中国足球起步较早的地方。如果说这项运动的早期推广，离不开外籍士兵的传播、西方传教士的倡导以及新式学校的示范鼓励，那么其普及壮大，则得益于本土球员的自强勤奋、有识之士的积极呼吁以及社会名流的注资输血。天津早期足球运动的雄厚基础，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留下了值得骄傲的辉煌印记。

　　“辫子足球队”的第一批球星

　　天津华人对足球产生关注和兴趣，是在看到足球在外国士兵足上的跳跃时开始的。1860年，作为英法联军入侵津门的一个意外，现代足球运动，在国门打开、主权丧失的悲愤和屈辱中来到天津。来自现代足球运动发源地英国的士兵，在天津军营中修球场、打比赛，以足球为主自娱自乐。这项生猛、进取而又有趣的外向型运动，让部分中国人在比较中，开始有了对民族性格和体格的反思，诞生了想要尝试看齐的念头。

　　1881年，由严复担任“洋文正教习”的北洋水师学堂，将足球纳入课程设置中的“操法”一科，并聘请英籍美国人担任足球教官。严复曾在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镀过金，深知现代体育运动对强国强种的重要意义。北洋水师学堂的先见之举，引发了天津各新式学校开展足球运动的热潮。武备学堂、电报学堂、中西学堂、新学书院、普通中学堂、南开学校等相继将足球纳入课程设置。各学校中，新学书院的足球水平首屈一指。

　　新学书院是一所教会学校，前身是由英国基督教伦敦会于1864年创办的养正书院。建校初期，爱好足球的英籍教师就在学校师生中推广足球运动，并常常临时组队与军营中的英国士兵进行比拼，这为学校的足球运动打下较好的基础。

　　天津历史上最早的一支学校华人足球队，就诞生在新学书院。原天津市足球协会秘书田广武，曾根据天津早期足球名将的回忆和当时的新闻剪报资料，撰写了一批有关天津足球发展史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称，新学书院的这支足球队，最初是该校几个学生看到外国士兵的足球比赛，回到学校后进行模仿练习，自发组织起来的，共十一人。这批最早的天津球员身穿长袍马褂、脚踩高筒长靴、头上盘着辫子，一派旧式装扮。每每踢到兴高采烈的时候，他们就脱掉长袍马褂，头上的辫子也由于剧烈的奔跑从头上滑了下来拖在脖子后，因此又被称为“辫子足球队”。拖着辫子踢足球，毕竟不方便，新学书院的球员们在后来顺应时代，剪去了长长的辫子。

　　在“辫子足球”精神的鼓舞下，新学书院也走出了天津第一批华人足球明星，比如丁煦春和袁庆祥。丁、袁二人都是天津市人，20世纪10年代就读于新学书院，在校期间都是酷爱体育的运动健将。丁煦春是校队的守门员，反应灵敏，动作迅速，因为把大门把得牢固，绰号“铁门丁”。袁庆祥是校队的主力后卫，踢球有力精准，脚头特别硬，人称“袁三响”。袁庆祥很勤奋，在学校的时候，买不起足球鞋就穿着布鞋踢，有时把脚踢破了还坚持练习。丁、袁二人均是运动方面的通才，袁庆祥曾获得过两届远东运动会跳高冠军，丁煦春则在1917年的日本东京第三届远东运动会上，以10.487英尺的成绩获撑竿跳高第一名。

　　新学书院足球队的队员们在踢球上很有一股韧劲儿，有时放假不回家，也要凑在一起踢球。优秀的队员，加上拼搏的精神，为新学书院足球队赢得了津门霸主和华北劲旅的地位。从1903年起，由北洋大学堂、新学书院、普通中学堂等校发起成立的天津中等以上学堂“体育联合会”，开始在全市范围内组织中等以上学堂足球校际邀请赛、联赛，新学书院连续多次获得冠军。1917年11月18日，北洋大学堂、新学书院、南开学校、高等工业学校、法政学校、海军医校、德华学校七校发起组织了天津第一个正式足球组织“天津学校足球会”。在该会负责举办的全市一年一次的学校足球联赛及其他赛事中，新学书院连续六次取得冠军。

　　张伯苓在南开普及足球

　　天津早期校园足球发展过程中，普及程度较高的还有南开学校，南开校长张伯苓是足球运动的有力推动者。

　　张伯苓早年就读于北洋水师学堂，身材魁梧、体格健硕。上学期间，他就对各种体育运动都发生了兴趣，踢足球也成为其终身的爱好之一。张伯苓爱踢足球在圈子里是闻名的，老友胡适在为张伯苓特别撰写的大传中，就提到过这位张校长经常跟学生在一起踢球的事。

　　张伯苓不仅自己踢足球，还把足球运动提高到强种强国、塑造民族性格的高度来重视。三国干涉还辽后，在北洋水师实习的张伯苓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接收威海卫的仪式。当他看见威海卫海军衙门前站岗的英国水兵“高高地木立在门口，体格魁梧，穿着红的上衣，黑的下裤，神气活现，整洁干净”，而路过的中国士兵，“服装破旧而不洁”“身材矮小，精神萎靡”“丑态毕露”的鲜明对比后，一种受国家屈辱刺激而引发的反思，让他将对体育的热爱，升华为从体育教育入手拯救民族、改变民族的使命感。足球恰恰承载了他增强国民体质的希望。

　　在南开校长的身份之外，张伯苓还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是清末民初天津足球运动推广的中心。1898年，美国足球明星、北美传教士格林来津担任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期间，开始抓足球工作。1907年，基督教青年会办起了足球训练班，每周三、六下午专门教练足球。青年会的外籍干事中有许多世界知名的体育明星，张伯苓利用这一便利条件，经常邀请这些体育强将到南开对学生进行指导。1916年，张伯苓聘请天津青年会的隆满为教练，指导学校足球一队和二队，并用幻灯演示了足球的规则，在学生中引起轰动。

　　在天津学校足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南开学校，也培养了一些优秀的足球运动员，比如南开足球队的主力后卫刘世藩。1913年出生的刘世藩，早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多次作为校队主力参加校际、埠际比赛，并曾入选河北省队参加全国运动会。1935年，刘世藩作为天津中华队的队员，参加了由租界外侨体育组织举办的“爱罗鼎杯”足球赛，帮助中国队在与洋人的竞争中夺魁。

　　张伯苓鼓励学生踢足球，但他也有一个底线，就是考试不合格不允许参加足球比赛。他反对因足球而荒废学业的行为，注重对足球运动员文化素质的培养。当时南开学校足球队有一名优秀的守门员，守门技术堪称一绝，很少有人能攻破他的十指关。因为这个球员在文化考试中有不及格的科目，张伯苓决定不让他参加1916年的足球比赛。

　　李惠堂来津切磋并“挖人”

　　“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1929年2月，被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足坛尊为“亚洲球王”的李惠堂，率领他任领队的上海乐华队北上访问天津。

　　李惠堂祖籍广东五华，1905年生于香港，1922年入选南华足球队，开始足球生涯。1923年入选中国队，分别在1923年、1925年、1930年和1934年参加了第六、七、九、十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四次为中国队拿下冠军。在第七届远东运动会后被评为“亚洲球王”，名震海内外。

　　20世纪20年代，足球在天津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广受市民喜爱的运动。各种校际邀请赛、联赛和区域邀请赛越来越频繁地举办。各国驻津领事馆也都组建了诸如“万国足球会”“西商足球会”之类的足球团体，在各支队伍的比赛角逐中，繁荣着足球运动。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在足球这个项目的中外比拼上，华人足球队的实力始终略逊一筹。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惠堂率领的乐华队来到了天津。

　　上海乐华队是当时国内足坛的一支劲旅，多次在远征东南亚中战绩彪炳。此时的李惠堂，正处于巅峰状态。1925年，加入上海乐华足球队后，他带领球队先后打败多支外国球队，使中国人在绿茵场上声名远扬。李惠堂来津的消息，让天津的足球爱好者和爱国人士万分期待。

　　人还没到，媒体的宣传就已经铺开。天津著名媒体人、以经营大华饭店闻名一时的赵道生，在《北洋画报》上专门撰文，对乐华队的实力、地位和阵容以及李惠堂的声誉进行了介绍。

　　2月上旬，李惠堂率领乐华队如期来到天津。球队阵容强大，有当时在中国足坛被称为“铁腿”的孙锦顺，有扑救守门堪称一绝的周贤言，还有外表儒雅、踢起球来当仁不让的陈锦江。来天津期间，乐华队和天津本地的足球队、租界中外国人的足球队均进行了较量。

　　天津联队是以南开学校和新学书院为主组成的。南开校长张伯苓和李惠堂有很好的私交，1928年，李惠堂曾请时任中华体育协进会会长的张伯苓为其新书《足球》作序。在天津联队和乐华队的较量中，天津观众有幸目睹了“球王”李惠堂的矫健身姿和傲人风采。20年代在南开中学上学，后成为作家的端木蕻良，就曾在回忆中将中学时代欣赏过“足球老将李惠堂的球技”，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生经历。

　　在和天津外国球队的比拼中，李惠堂和他所率领的乐华队表现出了高水平。1928年进入《大公报》就被张季鸾派去跑体育新闻的孔昭恺，是当时《大公报》派去报道这场足坛盛事的记者。据孔昭恺回忆，在津期间，李惠堂率领乐华队把天津的几个外国强队打得落花流水，叫中国人扬眉吐气。他说：“最后一场，乐华以一球领先，终场时间已到，洋裁判不吹哨。这时外国队一再猛扑乐华大门，洋裁判更一个劲地拖延时间。乐华门守周贤言的扑救，令观众采声不绝；其间也有‘嘘”’声，是‘嘘’那洋裁判的。最后乐华让外国队踢进一球，周贤言几乎一动不动，显然是给对手一个台阶下。”

　　乐华队长相斯文“却踢得一脚好球”的陈锦江，也给天津球迷留下了深刻印象。据孔昭恺说，陈锦江不仅踢球了得，还是《大公报》的特约记者，经常给报纸写稿，文字水平可以当报社记者的老师。果然，虎将手下无弱兵。

　　李惠堂不仅善于在绿茵场上拼抢，也是一位学识不浅的足球研究专家。在天津打比赛期间，他以专业的视角，充当伯乐，发掘着足球新星。他看上了天津新学书院的孙思敬。孙思敬曾在英美烟草公司及北宁铁路局供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足球骁将。他身高体壮、耐力强、组织进攻果断、速度快、抢截神速、传球极佳，以“喂球”著称，绰号“镇三山”，有“北方李惠堂”之誉。这位以坐镇中央、钳制中锋堪称一绝的年轻天津球员，在与乐华队的比拼中防守得力，多次使李惠堂传球失败。离开天津后不久，李惠堂就邀请孙思敬南下加入了乐华队。

　　北宁队与“高纪毅杯”足球赛

　　李惠堂的到来为天津的中国人暂时出了一口恶气，李惠堂走后，天津足坛洋人称霸的局面依旧。面对屡屡败北，人们希望出现一个有影响、有能量、有实力的人，改变华人在足坛的不利局面。北宁铁路局局长高纪毅充当了这个角色。

　　高纪毅能够担起这个角色，首先因为他有权。他是张学良的心腹，1929年1月10日，在担任奉天警务处处长期间，曾受张学良密令在帅府“老虎厅”亲手枪杀了杨宇霆、常荫槐，为“少帅”除去心头大患，从此被张学良格外重用。同年3月，就被张任命为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北宁铁路局局长。其次因为他有钱。北宁铁路局掌管着事关民生的交通要道，资金雄厚，高纪毅上任后，曾以北宁铁路局名义出资五十余万元对晚清实业家周学熙创设的种植园进行重新规划，建造了享誉后世的宁园。再次因为他有责任感。他刚当上北宁铁路局局长，就赶上名记者妙观在《北洋画报》上撰文披露火车运营的种种弊端。这位新局长没有恼羞成怒，也没有利用手中的职权以及和张学良的特殊关系给报馆施加压力，而是在《北洋画报》头版头条登出致歉信，郑重承诺“设法改良”。尤为重要的是，高纪毅本人也是一位资深的足球爱好者。

　　20世纪30年代前后，除学校足球队和外国人的足球队外，以产业工人和行业职工为主组建的足球队也在天津出现。北宁足球队最初就是一支铁路职工足球队。该足球队的元老是1928年来津的陈尔德。在香港读书期间，陈尔德就对足球守门发生了兴趣，来到天津北宁铁路局任职后，他看到一些爱好足球的人经常在京奉铁路管理局外面的一大片空地上踢足球，便将爱踢球的同事组织起来，一起练习并参加比赛。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他和同事梁铭宗等人，被选入天津足球代表队参赛。自杭州回津后，以陈尔德、蔡庚扬牵头的北宁足球队正式成立。

　　高纪毅执掌北宁铁路局后，给予北宁足球队极大的人力物力支持。为了壮大球队的规模和声势，发展足球运动，他采取给钱、给职位的方式，将天津实力最强的球员拉到北宁铁路局工作，让北宁队汇聚起一股强大的力量。

　　看到组织足球比赛的实权操控在外国人手上，天津名目繁多的杯赛多是以外国人的名字命名，如“爱罗鼎杯”“保罗杯”“彼得杯”等，高纪毅决心捐赠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足球杯赛。1935年，以北宁足球队为东道主，邀请南敏、振津、志勇、乐群几支中国球队参赛的“高纪毅杯”足球赛在宁园体育场开赛。在这次比赛中，高纪毅邀请到天津足球的元老级人物侯洛荀担任裁判。侯洛荀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体育系，20世纪20年代，任职南开大学的侯洛荀是外国人组建的“万国足球会”中唯一一名中国人，他在20世纪初为推动天津华人参加区域性的国际足球赛事、提高国人的足球竞技水平上，进行过不懈的努力，是一位值得尊重的体育人物。在“高纪毅杯”足球赛中进入决赛，与北宁队争夺冠军的是以新学书院体育名将聂辅臣为首的震华队。据田广武根据陈尔德等人口述所写的回忆文章，决赛那天，宁园体育场人山人海，座无虚席，双方猛攻猛拼，争夺激烈，场面精彩，观众喝彩声、加油声不绝于耳，最终，震华队因配合默契、拼抢出色，以3比1战胜北宁足球队，荣获“高纪毅杯”。

　　与洋人争雄，捧起“爱罗鼎杯”

　　“高纪毅杯”足球赛为选拔天津球员，与外国强队的竞争做好了准备。1935年3月，以北宁队主力队员为主，吸收南开部分球员组成的中华足球队正式成立。3月17日，代表当时天津足球最高水平的“爱罗鼎杯”足球赛在英租界足球场(今新华体育场)举行。中华足球队出战，在与英国队、德国队、俄国队、意大利队、法国队和世界联合足球队的PK中，和英国队获得决赛资格。决赛那天，中外观众云集。赛场上，在观众不停的加油下，中华队奋力拼抢，最终战胜英国足球队，夺得冠军。夺冠的当晚，张伯苓在登瀛楼宴请足球健儿，激动地称此事是反驳西洋人嘲笑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做事“五分钟热度”的最好证明。

　　天津本土足球队在比赛中打败强敌、夺得桂冠的愿望，终于梦想成真了。喜讯轰动津门，球迷奔走相告，国人扬眉吐气。对于这场比赛，孙思敬认为作用主要有两点：一是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二是燃烧起国人对足球运动的希望。

　　1936年8月1日至16日，德国柏林召开第十一届奥运会，侯洛荀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到现场观战。代表中国参加足球赛的，有李惠堂，也有来自天津的孙思敬和张学光。中国队首场即遭遇强悍的英国队。面对这支世界足球劲旅，中国球员不甘示弱，以精湛的球技和顽强的斗志感染了现场观众。场上对阵时，英国队踢得并不轻松，最终以一球险胜中国队。中国队员离场时，许多观众起身，用掌声、善意的手势和语言给予敬意。

　　天津《北洋画报》刊出打油诗：“输罢足球将欲行，忽闻台上好运声。会中赠予金牌奖，不及欢呼观众情。”这是天津媒体对天津本土优秀球员和来过天津的李惠堂等足球健将的盛赞，也是为中国人在国际赛场上敢于拼搏、赛出风格抒发的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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